我们在上一章讨论到，《河图》为古天文图，蕴藏着天文地理学，《河图》衍生《洛书》，《洛书》衍生八卦图，阴阳太极图为天体运动的轨迹图。也就是说，古华夏文明起源于天文地理学。
在三星堆考古，出土过青铜神树，也就是《山海经》的扶桑木。
《山海经.海外东经》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经.大荒东经》曰：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
《太平御览.玄中记》：”天下之高者，扶桑无枝木焉，上至天，盘蜿而下屈，通三泉。
对于扶桑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为通天神树，从三星堆文物，通天神树含有底座，树身，龙，九枝头分三层，每枝头一头金乌神鸟，顶端一个金乌神鸟。
既然古华夏文明起源于古天文学，那么关于上古神话这一部分，我们尝试在古天文学里找一找答案。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又被称为通天神树。既然已经一直在谈自然哲学，我们自然不相信通天神树是真的存在，那么通天神树不是神话，那么只能从天文学上去理解了。
无论是中国的通天神树，还是古巴比伦的通天塔，我们都可以直接往天文学方面去寻找答案。中国三星堆出土的通天神树，有十个太阳金乌，有龙鸟图腾，整颗树分为三层。我们把这些文化元素放一起来做相关辩证联想，是不是想到了《洛书》和伏羲女娲？“通天神树”从文字上释义，本来就包含了天文学的涵义，什么能通天？自然是天文历法，与天文历法有关联的，自然是太阳了，制定天文历法的又是谁？在古华夏文明里，伏羲女娲的规和矩，是制定天文历法的工具，所以伏羲女娲自然应该是通天神人，龙鸟图腾代表伏羲女娲，通天神树分三层，代表了天地人三才之道，十个太阳金乌，正好组成一幅《洛书》八卦图。
既然通天神树不是神话，那么昆仑不周山的四根柱子也不是真的柱子，而应该是“年、月、日、辰”这四根时间之柱。《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瑞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周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将不周山撞倒，导致天地裂了一条大缝，导致了天地倾斜，水灾漫向民间。用天文学用理解这个神话，那就是共工和瑞顼争夺帝位这件事情，违背了人性与社会道德秩序，扰乱了人心，于是导致民间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就在这个时候，女娲出来“补天”了，女娲如何“补天”，拿五色石子。五色石子是什么？我们前面讨论过阴阳五行，女娲的五色子，大概也可以用阴阳五行来理解，其实就是女娲在这件事情做和事佬，调和共工和瑞顼之间的矛盾，并成功平抚了人心。
我们知道在上古时代，天文历法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通用字典，同时也应用于社会人文风俗，应用于上古时代的社会秩序维护。所以，共工和瑞顼争夺帝位，在上古时代的人文风俗里，是有违于四时的，民间自然会因此恐惧，并且人心惶惶。在这个时候，当时的首领女娲出来，用五行道德观念来处理好这件纠纷。于是女娲五色石补天的故事就成了民间佳话。
在古华夏文明里，天文地理社会人文学本为一体，在大家质朴的思维模式里，社会秩序乱了，就是四时失序，天地失序，人心自是慌张恐惧，作为当时的部落首领自然是要出来补天时安抚人心。于是上古时代流传下来很多天崩地裂的神话故事，流传下来很多关于帝王补天时的神话故事。天文地理和历法就是上古时代最重要的知识参照体，人们都是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天文地理知识，并应用于社会生产和人文风俗里？
天、地，东南西北这六个空间维度，称之为六合；四极，自然就是天南极、天北极，还有地南极、地北极。四象或四时，那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四柱，那就是年、月、日、辰这四个时间维度；四维，那就是上、下、左、右这四个空间维度。阴阳、太极、四面八方、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上中下，左右，天上，地下、四季、六合、五行、八卦等等这些词语，就是上古时代古华夏先祖们日常必需的用语，也就是最朴素的自然哲学观。代入古华夏先祖们最朴素的自然哲学观，我们应该明白在上古时代，大家说天地就是各种自然天象气候，也就是指天文历法，还有古天文学，所以大家祭祀天地为最重要的事情，尔后才是首领和父母长辈尊者的祭祀。
什么是天崩地裂？什么是乾坤扭转？其实就是四时失序，历法顺序颠倒的意思。伏羲王一卦开天，这个“天”，正是天文历法通过阴阳五行八卦的方式，应用于社会生产力上，应用于大家的时常事务中。“女娲造人”这个神话的背后又具有什么涵义？我们知道，伏羲女娲是当时部落的首领，懂天文地理，用规矩制定天文历法，教导部落顺四时种植庄稼，制定婚姻制度，用中医术为人们治病，教人们用结绳、数字的方式记录日常事务，所以，伏羲女娲带领部落发展农业和婚姻制度，通过提高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使当时的寿命增长和出生人口率升高，这是不是用“泥土”造人成功？
所以，“通天绝地”和“经天纬地”这两个成语，其实与神话无关，“通天”为熟悉天文学，“绝地”为熟悉自然地理学。两个词语加起来，其实就是精通天文历法的文化涵义，“经天纬地”也是一样的文化涵义。“上知天理，下达人事”也是一样的文化涵义。像“天圆地方”这个成语，我们应该理解为天是运动的，地是静止的。在上古时代，南、北就是阳、阴的同义词，圆是运动，为阳，方为静止，为阴。所以，“内方外圆”的正确释义，就是持经达变的同义词，寓意是根本问题上要坚持原则和底线，其他问题可以随机应变。
我们聊一下天干地支的“自然哲学”。十天干：甲：（万物冲破其甲）、乙（万物伸长）、丙（万物茂盛）、丁（万物茁壮）、戊（万物茂盛）、己（万物奋然而起）、庚（万物更新）、辛（万物一新）、壬（万物孕育中）、癸（万物萌芽）。十天干与太阳出没有关，与天体运动有关，文化寓意为天体运动的循环往复影响着万物生长变化规律。
十二地支：子（繁茂）、丑（捆住）、寅（生长）、卯（昌土）、辰（伸长振作）、巳（已成）、午（阴阳师交互）、未（万物已有滋味）、申（初具形体）、酉（十分成熟）、戌（消灭归土）、亥（种子生成）。十二地支就是地球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表。与月相和地表五气六运有关，与地球生物内在的物理变化有关联，与人体生理变化规律有关联。
阴阳五行学，洐生天干地支纪年历法，天干地支历法又被应用于农耕，应用于中医和日常饮食文化，应用于社会人文风俗。
所以，天干地支纪年历法，建立在一套完整的自然科学理论上。文化寓意为天体运动和地球气候变化结合为一体，影响并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由此可见，天文历法的发明，也就是时间变化规律的发现，对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聊到这里，我们顺道聊几句西方神话里的伊甸园，我们都知道伊甸园里，有一颗生命树，有一颗善恶树，有四条河流。在这里我们用上古时代最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去释义一下这个西方神话。如果我们已经从思想上摆脱神话和神学，那么三千多年前，即公元前多年前，摩茜带领族人穿越漫长的沙漠，他务必是依赖天文地理学。所以，这些天文地理学后来肯定会以某种方式留下来，这种方式是什么？是不是就藏在伊甸园神话里？
我们上面聊到过三星堆的通天神树，恰恰好，伊甸园里也有这么一颗相似的通天神树，那就是生命树，我们暂且用古华夏的通天神树代入到伊甸园里生命树，正是《洛书》和天文历法的文化涵义；那么善恶树的背后又有些什么文化涵义？善恶树上有蛇，摩西也有一根蛇杖，代表着上帝所赋予的权力，它是不是伊甸园里善恶树形象？假设就是吧，那么蛇图腾又代表着什么文化涵义，在西方文化，蛇杖又有着医神，有着救死扶伤的文化涵义，而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中国上古时代，恰好与伏羲女娲的历史人文形象类同。所以，如果在古华夏，伊甸园里的善恶树，背后的文化涵义，就是伏羲女娲。好了，《洛书》、八卦、伏羲女娲这些重要的文化符号都有了，是不是还差了一个《河图》？我们前面说过《河图》是上古时代的简易天文图，是易象之源，是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文化涵义的第一个文化象征。
所以，如果上古时代的《洛书》和伏羲女娲都在伊甸园里，《河图》是不是也应该在伊甸园里？那么，伊甸园的四条河，背后的文化涵义有没有可能就是《河图》的四象二十八星宿？伊甸园是不是就是《河图》的中土（地球）？从上古时代最朴素的辩证逻辑关系，这个假设是可以成立的，但这仅仅是假设而已，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考证，才能证明圣经里的伊甸园和古华夏文明有文化上的关联。不过，如果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么西方的上帝造物主，按古华夏文明来解读，那就是古天文历法。如此一来，人类“有神论”思想就要被推翻。
当然，人类需要宗教文化，特别是中国以外的中东和欧洲国家，宗教文化已经成为几十亿人类的精神人文需求，我们怎么可以推翻他们的精神偶像？何况宗教文化的内在，也是哲学本身，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人类生命的生老病死和生存意义。所以，关于圣经的伊甸园神话，我们还是当它是真正的神话，无须在这个神话里，解读出任何天文地理学，解读出任何非宗教性质的另一种文化涵义。
但是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宗教人文风俗应该被允许存在，但耶su和他的伟大思想不应该被人类的十字架钉着，这个十字架，正是欧洲文化的内在潜意识：极权主义。人类伟大的思想者和真理者，比如苏格拉底，耶su，哥白尼，伽利略他们不应该成为极权主义的被牺牲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自民间到政治文化，老庄孔孟这样的伟大思想者，自始至终被整个社会尊敬和保护。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土壤上，当年中国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脑袋就是值天文数字，中国民间都不会把他们的脑袋送给敌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底层潜意识里，始终有着保护文化维护社会正义感的集体价值观，这是凌驾于金钱之上的民族气骨。
聊到这儿，笔者不由得感慨几句，当有一天中国人的底层文化逻辑彻底消失后，失去天道文化的自我调整效力，殖民主义和丛林法则成为主流文化价值观后，中国未来的人文历史，会不会有一个又一个的毛泽东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如果没有，是不是意味中华文明与人类其他古文明一样，从文化传承上，成为了神话和传说？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中国的今天，虽然处在于一个文化大重整期，内部有不少问题，多少有点像礼崩乐坏时代，但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在哪儿，比起世界大多数国家，依旧是那个最和平最安全的国家。
我们前面讨论到，古太极图其实就是上古时代的天体运动轨迹图，是天体运动所呈现出来的时间变化规律。我们知道《河图》和《洛书》里，天地这两个是万物的”造物主“，所以《洛书》以天一为体，藏地十，显用八卦。当用天八卦之象时，乾卦为天，坤卦为地，所对应的天文地理，正是南北极地轴中心线，而这种地轴线，又刚好对应天文学的北极星。
关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四个节气，对应的正好是乾、坤、离、坎卦象，在天文学，夏至对应太阳直照在南回归线上，冬至对应太阳日照在北回归线上。春分对应太阳直照在地球东赤道线上，秋分对应太阳日照在地球西赤道上。说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太极生两仪（南北两极），两仪生四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象生八卦（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由此可见，古太极阴阳图，确实是天体运动的轨迹图，这个天体运动轨迹图的背后，所谓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容，无所不有。
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用在空间维度上，就是四面八方；用在时间维度上，就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七十二气候；用在中医上，就是五气六运，五行相生相克；用在道教上，就是天地人三界，三十六重天，七十二地煞地；用在自然风水命理学上，就是三元九运，八卦九宫，四柱八字。其实，明明说的就是同一套理论，都是阴阳五行八卦学说这套理论。
只能说，易经的阴阳五行八卦学，是一本通用字典，什么事儿都能往上套，但怎么用怎么套，科学或是迷信，全是人心在作怪。大道大德者，套用易经，自然得道并成大事；若是自私小人，套用易经，自然是失道失人心，天理不容也。这正是儒家思想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也如佛家思想所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万事万物，皆在因果轮回中，这个因果是什么？正是天道运行的辩证逻辑关系。
所以，中国人常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大道至简，向阳而长，向善而行。人生迷茫处，信善而行，坚持本心，就是道；正义与邪恶面前，惩恶扬善，邪不压正，就是道。当哪一天，行善无善果，行恶无恶果，邪胜正，法不治恶，那就是文化失序，礼崩乐坏的时代。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批判精神和惩恶是人性所致，是为了扬善抑恶，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和重组文化秩序。在这个时候，明哲保身和麻木不仁，那叫助纣为虐，本不在善道中。
什么是天机不可泄？大道无形，就如阳光，有道者得之，智慧自来，自成大事，千古留名，小人者得之皮毛，对天下行恶事，自食恶果，遗臭万年。小人者嗜欲深，如何得天机？大德配大智，天机自来，功利小人者，何来窥探天机？正是如此，中国人才会说，：小人一时，公者千秋。
孟子曰：“天将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所谓，天命之人，并非像民间宗教神学所言的自天而生，终究还是儒家的理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大事之人，背后需要强大的知识系统和技能积累作为支撑，而这个知识系统和技能，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生活实践，不仅如此，还需要三大朽：立德、立行、立言。当然用孔子的话，成大事大业，还需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时也，命也。
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帝王之道，体现于上古时代的三皇、尧、舜、禹、汤、文王、成王、周公，称之为先王之道。后世之帝王术，难以超越上古时代的先王之道。正是如此，春秋战国的百家思想，皆以谈上古时代的先王之道，作为圣贤之道的标准。由此可见，在中华人文历史，出现一个圣人，是一件极其难得的事情，甚至是千年难缝。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以道为本，如何以道为本？比如在中国民间，一个普通的算命风水师，他必须遵循底层文化的道德束缚力，他务必本着良心去给人看风水，背后不能干任何邪侫之术，你所看的风水必须与主人家的生辰八字相生，民间风水学极讲究”德“，正所谓，大地配大德之人，大德大贵之人，自结风水大地，所谓龙脉富贵大地，随缘不强求；对于中国军事思想，也是如此，务必是以道为本，讲究天时、天利、人和，讲究各种谋略，文功为主，攻心为上，兵戈乃为下下策。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为什么坦荡荡，因为立德立信立行，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父母儿女，当然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内心光明磊落，所以坦荡荡。小人为什么长戚戚？因为以小人之心行小人之事，为一已之利，损他人之利，日常言行不一，坏事做多了怕鬼敲门，所以长戚戚。这就是“道”和“德”的力量在起着束缚和规范整个社会人文关系的的重要作用。所以，在社会秩序上，以道德作为整个社会人文关系的总标尺，以相关刑法规范小人的恶行和犯罪行为。从孔孟儒家思想上，从整体社会人文关系，提倡以道德治国，依法规范和惩罚相关的犯罪行为。
道、德、法本为一家，以道德规范整体的社会人文秩序，以法治惩恶制恶，维护人民基本利益。
《淮南子.原道训》曰：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而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
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于之趣。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是故响肆应，而景不一设，默然自得。
《道德经》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猷难之，故终于无难。
从上面两段话，可以看出，古中国的政治文化，始终提倡以”道“治国，顺应万物之自然规律，顺应天下民心，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无为而为，是政治哲学的最高意境，是圣人至高治世之道。如何无为而为，那就是循”道“而治，既然要循”道“，务必要了解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务必是要了解人性，了解天下百姓的人文风俗。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生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道”治天下，无为而治也；第二个层次是以“德”治天下；有为而治也；第三个层次是以“法”治天下，累而无为也。天下有道，圣人无为而治；天下无道，圣人有为而治；天下有法，累而无为也。
三皇五帝时代，以道治天下，无为而治的典范代表；夏商周三代，以德治天下，累而有为的典型代表；先秦时期之后，以法治天下，大多数时期，累而无为，最后不得不掉进历史周期律的怪圈，即使如此，中华文化仍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维护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更新和改革。只是为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向前发展，中国人民背后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巨大，渐渐地，中国人几千年传统的文化秩序，失去了原有的自我调整机能，濒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
什么叫文化危机？其实就是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化认知模式，也就是民族性的潜意识，在时代大潮流中，被各种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导向，渐渐失去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和文化自信，还有精神归属感，最后被新的文化价值观，取代原来的民族性文化认知模式，不仅如此，自上而下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无意识性打着新文化的自由主义旗帜，反对与批判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人文历史。
即使如此，一切所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终将要发生的时代故事，偶然之中，却又是必然。《道德经》曰：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历史的发展与蜕变，终究还是摆脱不了天道轮回，摆脱不了天地万物的因果轮回。一头沉睡的雄狮，睡的时间差不多，自然又会在大时代的交响乐中，在大时代各种各样的撞击声中，一点一点儿地苏醒，继尔身体力行投入新一轮的文明启航之旅。
我们前面说过，天道运行自有其变化规律，是具有自然属性的客观规律，所以，天下有道的时代，务必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关系和人文需求有辩证逻辑关系。在上古时代，社会人文知识以天文地理学为参考标准，人们所形成的社会人文价值观，自然以朴素的天道文化为参考体。社会生产力提升物质水平，而物质文明本身，又会诱导更高级别的社会人文需求，也就是社会欲望的提升，所以，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人文秩序自然而然过渡至儒家的以德治国的阶段。当物质文明又进一步提升，又产生新的社会人文需求，即是社会欲望又一次提升，社会人文秩序自然而然又过渡至一个墨家的依法法国阶段。然而，当社会物质文明继续提升，社会人文需求又上升一个阶级，社会欲望发展至一个阶级利益分化和固化的阶段，法治社会就变成了法不可治的礼崩乐坏时代，于是又过渡到一个文化和人文需求需要调整的“不破不立”的时期，也就是政治上的历史周期律。所以，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政权朝代的兴衰，始终围绕着差不多的变化规律，从“有道”到“有德”到“有法”到“礼崩乐坏”到“不破不立”的变化规律。
我们前面讨论过中华文化的内在文化逻辑，也就是中华民族潜意识形态里的“天道文化”，在以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中国人文历史的周期性轮回，并且以这种可循环可持续性的文化内驱动力，维护了一个完整的且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不破不立是一个具有特殊文化涵义的词语。它跟我们上面讨论的天干地支一样，有着特殊的“自然哲学”大智慧：文治武功。
上古时代，从天文地理学洐生出来的历法，告诉我们的万物生长的变化规律，其实就是一个“不破不立”的成长和蜕变的轮回关系。也就是说，天地万物的生长和消亡，始终建立在一个“破”与“立”的因果逻辑关系上。“破”的原始文化涵义为成长、蜕变，“立”的原始文化涵义为蜕变后的新生活力。所以，从自然万物的生长变化规律上，“破”和“立”两种生长状态是同时进行的，是彼此关联的，存在前后辨证逻辑关系，是一种自然规律的发展进程，而非是破坏旧的秩序而不建立新的秩序。“破”与“立”就像阴阳变化一样，此起彼伏，相生相克，共生共存。社会旧秩序关系破裂的同时，亦是新秩序关系的形成，这个过程，正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成长，是整个社会人文关系的重组，同时迎接与开启新一轮的生态文明。
回顾一下中国先秦时期的历史周期律，我们会发现尧、舜、禹和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生态文化，正是这样的一个文治武功的“不破不立”。尧、舜、禹帝王禅让制，完全是顺应天下民心民意，后来商汤灭夏建立商朝政权，周文王灭商建立周朝政权，这两个朝代的政权更迭，本质上也是顺应天下民心民意，都是必然出现的“不破不立”历史周期律。只是在这个“不破不立”的历史周期律，产生了战争，出现了一定的武力介入，造成一定的生命伤亡和社会人文方面的破坏和损失。中国军事战略思想，兵戈相见，乃下下策，不得己而为之。
当社会新秩序关系的建立，无法实现文治武功的“不破不立”，需要介入兵家之谋术，那么从文化属性上，这个“不破不立”又有新的人民利益诉求，那就是以小取大，用最小的代价破坏落后的旧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人文秩序，让社会文明在新的平衡关系中，回归一个文化生态良性循环发展关系。在中华文化的底层文化逻辑里，在民族命运和利益取舍上，总是秉持着一个惯性思维：小而化无，大而化小。也就是说，经过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均衡之后，取利益最大化，即最大公约数，用于民族命运，那就是集体主义的利益，当时的人民利益最大化，和子孙后代的民族未来，就是利益最大化的呈现方式。
正所谓有道的时代，无人说道，无道的时代，人人说道。说到底，天下大势，终究还是在天道运作之中，在佛道因果轮回中。但我们不要忘记了，无论天道，还是佛道，人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着指南针的关键作用。正所谓是，修道不如说道，说道不如用道。什么叫用道？若遇上文化失序，礼崩乐坏的时代，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用道，这就是善生善，阳气上升，社会正气上升，这个过程，就已经是“破”和“立”的逻辑关系。
《易经》有曰：形而上者，气也；形而下者，器也。气者，无色无相无形无状；器者，有色有相有形有状。气化生万物，器者乃在气者的天道轮回中。末法不是末世，法为气者，末法时代，即文化失序，砸烂旧器者，新气象自生，新文化秩序自来，这就是“破”和“立”的平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