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易》是对《周易》的“反编译”
《周易》只是《易经》的一种，《易》有多种，现在已知的《易》至少有四种——连山（夏易）、归藏（商易）、周易、汉易。什么是“易”？其实用现代语言讲，非常简单——实际上就是中华哲学！换句话说，“易”是古代中华文化背景下，是与西方、现代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功能相等同的学术系统！然而，如今人们但凡谈到《易经》，多数以为《易经》就等同于《周易》，这是非常遗憾的，落入了极大的误区。事实上，对后代易学的各类应用形式影响最大的恰恰反而是《汉易》，而非《周易》；并且，这一认识上的误区障蔽了易学传统文化的真实价值。为什么这么说？本来，“易”其实是一种开放式的哲学体系，是自古以来从理论到实践都在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中华式哲学思维模型系统。但它被贴上《周易》这一名不符实的标签后，对百姓而言，其实就等同于将其限定为以文王《周易》、孔子《易传》乃至儒家理学（朱熹等理学家对“四书五经”的诠释、发挥）为权威经典的、范围固定的知识库，成了不容置疑和变化增减的“封闭体系”了。那么，以京房为代表的汉代易学家们究竟干了什么，他们所创造的“易经”和《周易》究竟有什么不同？借用一句当代信息技术行业的术语，他们实际上对《周易》进行了“反编译”。通行的《易经》是文王、周公编撰的《周易》原本+孔子《易传》这样一套组合，其实它主要是对每一种卦象符号（以卦、爻为单位）给出了一组价值评估（吉凶悔吝），而这种价值评估实际上仅仅是“偶然性”的演示，而缺乏“必然性”的规则抽象。“偶然性的演示”是指每个卦的卦辞、爻辞的文字，只是编者偶然地选取某种自然、社会、人事现象来“演示”编者所理解的一种哲学思维而已，可以说是原始的、“解构化”的哲思——并未提出任何通用性规则，更没有针对社会生活的任何具体领域的系统性应用（反之，像《三十六计》这种书反而自称是将《周易》运用于军事的著作）。比如乾卦的卦辞、爻辞讲的东西玄之又玄，你只能靠悟，更无只言片语涉及在诸如政治、商业、军事、婚姻、养生等领域如何去进行价值判断、取舍决策。所以，这样一种易经，它不是规则明示，而只是暗示、启发（或者说只能靠读者的“猜”，说好听点叫“悟”）——换句话说，它缺少从卦、爻这些基础符号到价值评估结论的联接、逻辑推导过程，所以你学了《周易》，等于是积累一种现成知识而非思维方法——因为你还是不会用，充其量只能得到一些模棱两可的印象，除非有人帮你“反编译”。
那么，以京房为代表的汉代易学家究竟干了什么，怎样作了《周易》的“反编译”呢？那就是回归“象数”的本源，结合“阴阳”与“五行”两种哲学源流，为易经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重新制定了规则（甚至颠覆了《周易》对六十四卦的排位形式，改为用“京房十六卦变”和八宫卦来重组六十四卦），即一套完整的象数体系和应用规则。“数”是伏羲创立八卦图式的根本，加上成熟的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理论组成一套完整的哲学思维、应用素材，可以说这是“反编译”后的《易经》源代码。假如《汉易》是“系统层”的东西，那么《周易》只能算“应用层”——其卦辞、爻辞只是一种易经思维模式的应用示范，而孔子为《周易》添加的“十翼”（传为周公撰的《系辞》，孔子撰的《彖辞》、《象传》等）则是另一种道德伦理上的应用示范。
广东湛江的易学家张兴全在《数的起源与实际运用》一文中说了一段话：“数有奇有偶，有阴有阳，乃能变化，变化就是造化，何须假托以爻而玄耶。尤其是周公‘系辞’、孔子之‘传’更增其累，把天真的造化加以繁琐，重在俗事，动则曰君子与小人，再则曰无咎，忽尔天上，忽尔地下，有时男男女女，有时忧忧戚戚，把人弄的头晕脑胀，有失易之真理，灭绝河图、洛书的本来面目。不必追求文王、孔丘之词。周文王、孔丘不亦是人乎？我们不亦是人乎？他们能用他们的语言左右易之真理，难道我们不能各抒己见吗？”
《汉易》是有意识构建的应用模型
其实张兴全的说法看似离经叛道，其实并不为新，这就是汉代易学家的潜台词。以《京氏易传》为代表的《汉易》吸收了汉代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重构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易学应用模型；同时，将易学与人世的时政相联系，试图建立一个以“天人合一”为指导原则的政令决策模式。“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人”与生存环境、自然现象界是一种整合的（合一）、互为反馈（交感）的存在模式。《汉易》认为，万物都是变化着的，只有天道规律不变，人应该效法天道，顺时适变。在应用层面，京房作为当时的朝廷天象官员，主要是将《易》作为无所不包的大典，以卦、爻比附天地间万象，并配乎人事；通过天之灾样和相对应的卦爻，来考察人事的得失；同时，将天之灾异与君王发令施政相联系，以天意来阻止君王的苛政，匡救时弊。汉易主要是由孟喜、焦延寿、京房为代表的三代易学家奠定。孟喜是儒家义理易学与原始象数易学合流的典型代表人物，孟氏易学兼义理与象数之学。孟氏易学以卦配月，以爻配日，并以震、离、兑、坎四卦配二十四气，每爻一节气，形式完备，体系周密。孟喜编排了一个以十二卦配十二月的卦气图式。这种配法目的不在于说气象历法本身的变化规律，而是为了比附人事，用来占验阴阳灾异——这是在汉代“天人感应论”横空出世的大环境下催生的。这种占法的特点是把气象历法知识纳入《周易》的框架结构之中，称之为卦气；然后反过来根据卦爻的变化来推断预测卦气的运行流转是否正常，如果出现参前错后的反常现象，这就是上天发出的灾异谴告。孟喜是汉代易学史中一个开风气的人物，但由于他所提供的“易学应用模型”过于简单，难于广泛应用。京房继承了他的思路，构建了一个八宫卦、五行六位的新模型，并独创《周易》所没有的世与应、飞与伏的爻位关系，确定了建候、积算的推断灾异的易学体系，并使之体现了儒家天命世界观，追求包括自然与社会在内的整体的和谐。因此，京房可以说是汉代象数易学的奠基者。
在《周易》中，各个卦之间几乎并无明确的联系和衍生关系，仅仅在错综卦之间稍有微弱的暗示。而在京房的模型中，六十四卦组织井然有序，各有所属的卦宫，各有其在演化历程的定位。首先，京房“世卦起月例”将“十二消息卦”与八宫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对“十二消息卦”说的深化与发展。在京氏八宫卦说中，乾、坤两宫由一世至五世加上两个本宫卦，正好是十二消息卦，但京房为保持每一宫的本宫性质不变，而将爻变至五爻时再返至四爻变，乃至下三爻全变，而添置了游魂及归魂卦。而京氏八宫卦说中其他宫从一世至归魂的渐变，遵循的正是“十二消息卦”说中逐爻渐变的规则。其次，京房对孟喜的四正卦说也有所吸收与发展。京房建构了以爻变导致卦变为基础，将干支、五行、五星、二十八宿纳入其中的、以阴阳二气的对待与流行为思路的八宫卦说。此外，京房的“七十二候卦气说”是对孟喜“七十二候卦气说”的直接运用与发展。当然，京房在具体运用其模型时，并非仅用“七十二候卦气说”，而是将其与八卦卦气说、八宫卦说等综合起来运用。
汉易构建宇宙图式的努力，从孟喜的卦气说开始，到京房的卦气说基本完成。孟喜赋予易卦奇偶变化以阴阳二气消长的含义，从卦象和数字的变化说明阴阳二气变化，又通过阴阳变化把易卦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京房把五行学说引入易学，以五行配易卦，又把五行与干支、五星相配，交织成一个囊括天人的宇宙图式。
据现存文献来看，京房易学最大的特点是以易学为基础理论，构建一套完整详备的“天人之际”，以“天意”来指挥现实政治。京房认为，天有意志能主宰人事，天通过天象表现意志的“从无入有”，又把天象的变化预先隐藏在易卦之中“从有入无”，而人的作用就是通过解读易卦从而推知天意。这个思路和汉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创建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一脉相承，不同的只是董仲舒通过《春秋》来体认天意，而汉易则通过《周易》来体认天意。京房将易学作为无所不包的大典，以卦、爻比附天地间万象，并“配乎人事”。通过天之灾祥和相对应的卦爻，来考察人事的得失。同时，将天之灾异与君王发令施政相联系，以天意来阻止君王的苛政，匡救时弊。
汉易的兴起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关。汉朝官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对诸子百家思想进行了批判（其中必然也有吸收、继承，比如对阴阳家等思想的吸收），以期为封建皇权统治提供一个哲学意义上合法、合理的依据；这实际上是对秦朝单纯依赖法家的严刑峻法的执政风格的矫枉过正，是试图在“法制”的前方建立一套能统一所有官僚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帝王臣僚们认为它能为官方儒学作哲学论证——这成为了汉易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外部条件。
《京氏易传》中说：“阴阳运行，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以正君臣父子之义”，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周易》的《系辞传》。并且，所有这些观点也都和董仲舒的官方儒学观点相通、相容。这说明“汉易”是汉代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属于“官方学术”，而不是可以游离于时代之外的孤传秘术，更不是后来应用易学的“九流”之术。
京房的政治生涯和悲剧
京房本姓李，名君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京房以“举孝廉”而入仕，成为朝廷上负责天文历算的官员。此时33岁的京房，怀着兴奋的心情，步入朝廷，接近了皇帝，这时他是踌躇满志的。在此期间，京房数次上疏，预言灾害的降临时间，近则数月，远则一年，而且是屡言屡中。他的预测和占验受到了汉元帝的赏识。因而汉元帝也进一步召见他，除了向他询问有关灾异的事外，也还向他征询有关消除灾异的政治措施。京房步入朝廷的时候，政治形势是十分险恶的。但是京房并不了解这些他全力以赴地研究如何对付灾异。他首次向汉元帝建议的对付灾异的办法，既不是他的阴阳灾变说，也不是通常方士和儒生的办法（搞一些祭祀活动来禳解灾难），更不是建议皇帝派出官吏深入灾区采取应急措施以安定民心。他直接提出了“考功课吏法”，以期改变当时官吏昏庸腐败的局面，扭转汉王朝的颓势，并且把对官吏的考功提到与自然界的表现直接相关的程度。汉元帝接受了京房的建议，并令他全权主持考功课吏事。京房也积极地投入到了做官以来的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之中。当时，由中书令石显把持朝政，而京房所推行的“考功课吏法”，矛头直指石显。因此，石显、五鹿充宗等恨京房入骨，以重点试办为由，奏陈京房出为魏郡太守。京房于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2月15日离开长安，他在途中的心情是沉重不安的。他知道自己几年来在朝廷的论议，无论是考功课吏法，还是阴阳灾变说，都没有什么好的反应，反而得罪了不少人。同时，他也知道考功课吏法一旦推行，首先不利的就是石显等尸位素餐的朝士。如果他离开皇帝的保护，这些人必定会向皇帝进谗言。于是，京房一路上观测天气的变化，借以推算分析着这些与人事的对应。不幸的是，他预测得出的是相当悲观的结论。然而，一个儒者的风骨令他并没有就此逃亡，而是毅然步入了风暴的核心，坦然见证自己悲剧的结局。果然，京房在途中就接到诏书，终止了他直接面见皇上奏事的特权。到达魏郡月余，京房就被槛送京师下狱。接着淮阳宪王上书事发，同年11月，被石显等人抓住了外藩不得过问朝政的把柄，京房及其岳父张博均被杀，去世时年仅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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