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德经》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后人在诠释这句话时，产生了歧义。在北宋以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诠释:①道若可以言说，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②道可以言说，但不是人间常俗之道；③道可以言说，但道非恒常不变之道。此三者不是将“道”虚化，便是将其虚抬到至高境界，看似玄妙，实则虚华、空洞，对“道”的解析并无益处，当然，这纯属个人看法。
个人认为，第一个“道”，名词作动词，意思是“遵循……道而行事”；第一个“名”，同样名词作动词，意思是“获取……名誉”；“非常道”的“常”字，原文为“恒”，在汉代为避恒帝的讳，才改为“常”，“常”与“恒”都可解释为“普通”，因此“非常道”解释为“非同寻常的道”。
因此全文翻译如是：遵行众人认可的善道而行事，便是非同寻常的道；追寻与自身能力相符的名，便是非同寻常的美名。寂寂无闻，这是万物创生的初始状态；闻名天下，这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本源。因此，常怀寂寂无闻的心态，借此体悟闻名天下的美妙；常持闻名天下的心态，借此体悟美名消亡时的苦痛。寂寂无闻与闻名天下出自同一事物，却被冠以不同名字，能够做到能力与名声同步，多么的玄妙。若能通晓此玄妙之玄妙所在，便可打开获取天下美妙之名的通道。
做事同登山，有许多道路供我们行走，登山之道分难易，而行事之道分善恶。《道德经》的核心内容乃无为与不争，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便开门见山地点明主题，道可道则可无为，名可名则可不争。何为“无为”？何为“不争”？世人的争议似乎也是极大，而造成如此结果的原因便是“道”的虚化，倘若我们将“道”确立，那么“无为”与“不争”便一目了然。
所谓“道”，可分为自然之道和文明之道。通常人们认为自然之道乃上道，其实不然，乃下道也。自然之道的核心在于筛选出最为残暴的种群，只有这样的种群才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存活。这样的种群不仅要抵抗源源不断的外来竞争以避免消亡，还要进行残酷的内部斗争，选出至为暴虐者为王。
文明之道的核心则是筛选出最为智慧的种群，这样的种群，能够凭借高瞻远瞩的目光而永不消亡，且排除掉残酷的内部斗争，其中的王泯然众人，被称为领导者，而不是统治者。领导者的本质与《易经》比卦中包含的“舍逆取顺”不谋而合。所谓领导者，为民众身先士卒，排除万难，与民众顺道而行，因此长治久安。而统治者则倒行逆施，居高临下，虎视眈眈，民众稍有不慎，便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由此导致朝代更迭，循环往复。
《易经》贲卦之《彖传》有言：“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治理天下的文明之道为有所禁忌，亦即法制与道德。如此一来，“道”便得以确立，凡遵循法治与道德而行之事，便属于“善道”之内，而有所悖逆者便属于“恶道”。因此，所谓“无为”便是遵循法治与道德而行事，而不是顺其自然。
我们可以把“善道”想象成一个圆圈，凡是遵循“善道”而行之事都在圆圈之内，全称之为“无为之为”，即“无为”，而出圈之事则为“有为”，为“恶道”。举个例子，张三犯法，执法者秉公执法，施与恰当刑罚，属于“道可道”，此为无为；而李四犯法，由于贿赂或裙带关系而被减免刑罚，则为有为。当然，法外开恩之事就必须另当别论。
明白了“道可道则可无为”，那么“名可名则可不争”便不难理解。所谓“不争”，便是要求名副其实，依照自身实力而争取美名，属于圈内之名，视为“不争”。那么何为“争”？《易经》之《系辞》有言：“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名不副实，则为“争”，刚愎自用，必然早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