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夏含夷，是《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年》的主编。
夏含夷这个名字起得非常有中国风。
他喜爱中国文化，尤其喜欢易学，曾经师从清朝皇室后裔爱新觉罗?毓鋆，学习《周易》。
年，夏含夷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周易》的编纂”。
从这个论文题目就可以看出来，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周易》究竟是何时、何人以何种方式编纂而成的？
对于这个问题，过去两千年来读《周易》的无数中国人都没有认真思考过，几乎都是想当然地认为是西周文王或者周公所作。
到了近代，一些学者又脑子一热盲从朱熹的说法，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是卜筮记录的合集。
比如以训诂解读《周易》著名的高亨，读了一辈子的《周易》，得出来的观点是这样的：
《易经》作于西周初期，是一部占筮的书，六爻爻辞哪有所谓“内在逻辑”！…
夏含夷旗帜鲜明地反对了这种看法：
（高亨）以为《周易》个爻辞（含乾、坤二卦的“用九”“用六”之辞）是次占筮的结果。据他说，每一个占筮都是单独的，古人举行某件事情，见到某种事物，曾筮遇某卦，故记之曰某。据高先生说，因为占筮的题目和结果都属于偶然，所以爻辞不可能含有系统。
在这样连一本书的大意都没有读懂的情况下，高亨便妄自在《周易古经今注》把“亢”读作“沆”，并引用《说文解字》“沆，大泽”，说“亢龙”是“池泽的龙”。
夏含夷在《“严格”的训诂方法也会得出误解，我们究竟该依靠什么读古书？》一文中对此提出了批评。
这无疑是极其正确的。
抛开一部书的总纲背景去咬文嚼字，搞什么一个字一个字的训诂通假，只会钻到死胡同里面，哪怕研究了一辈子，也只是南辕北辙，死路一条。
在这一点上，夏含夷远远比绝大多数中国的所谓大师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