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研究《周易》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觉，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与文化的繁荣是我国文化的一新的起点。而代表三代文化最高成就的周代文化是一个被刻意“遗忘”的文明。这个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并不能理解《周易》等同周代遗书的情况得到证明。孔夫子竭力要保存的周代精神，在当时代并不为人们真正理解，也可能是不屑于去了解，因为人们都将精力和注意力倾注于新鲜的事物和思想上，复古的思潮会被看作迂腐或倒退的。只是在汉朝稳定以后，人们才回过头来重新找寻它，只是在这个时候，孔子才成为三代文化的代名词。这才是尊孔的历史开端。周代文化的连续性被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打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繁荣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开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文化只是形式的继承了周代的精神，儒家概念中的三代文化并不是原原本本的三代文化。所以我们若要研究三代以前的文化，就不能将单纯依靠周代以后的文献。真正属于三代的文献只有甲骨文与《诗》、《书》、《礼》、《易》、《春秋》等周代的遗书。虽然，这些周代的遗书也大部分被视为伪书，但不可怀疑这些典籍里面也会保留了部分真正属于三代的文字遗存。但春秋以后及至汉初的文字记载则只能视为间接的证据了。我们不能够将春秋战国以后的作品作为研究三代文化的直接证据，不能够毫不怀疑加以引用并用作立论的根据。因为即使是春秋时代的学者也不一定真正能理解周代的文化，等到了秦汉天下大定以后，在试图找寻三代文化时神话的成分就会更多。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富于历史传统的民族，但我们所记述的历史多是帝王史和政治史。而人类的历史现象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客观运动，我们若研究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就不能够仅仅从某一个独立的视角出发。而我们中国的史学传统中，恰恰缺少了宏观的眼光。比如，对于王朝兴衰这一现象的理解上，我们传统史学就只将它看作是一个政治权力的兴衰，只是在道德上说理而不会将它看作是一经济现象。汤因比开创的宏观的大历史的视野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所以我国的历史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叙述史实上。近来阅读张光直《艺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书中提到这样一句话：“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一样强大而厚重，却没有人以同样的方法对其分析并总结普遍规律”。现有的史学理论一般都是以西方文明史作为研究基础，但是以中国原始材料为基础的原创性史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却少之又少，我们作为中国人，有这个责任与义务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也没有比我国中国人自己更适合于这方面的研究了，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充分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不像西方学者总会戴着这样或那样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传统文化。文明和历史现象也是自然界客观的现象，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探究文明的起源和动因并试图总结出历史运动中普遍的运动规律也是历史学当前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基于中国社会文明和历史运动的研究对于整个人类史学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中国的史学研究也要向着宏观的大历史的方向上发展，以期获得重大突破，多出现一些具有原创性并且能够引领史学前沿的史学理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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