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晚清时期，旧式学校问题丛生，这预示着清王朝命运的即将终结——晚清时期，旧式学校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名无实的官学和沦为科举附庸的私塾、书院都已不再能承载经学教育的初衷。
中央与地方官学有名无实
周作人曾作文评论清末旧式官学：“在科举时代，只凭了八股文试帖诗考取人才，学校的空名称还是存在，各府县都有官学，设有教官，每年由学政考取入学的秀才名为生员，实在即是学生，附生增生是附加和增取的，廪膳生乃是成绩好给予公费的，原意都叫他们在学里读书，由教官监督，学政每年岁试，三年科试，以定进退。实际上他们终年不见教官的面，学堂里也没有教室宿舍的设备。”
官学师生极少会面，徒留其名，一切皆以科举考试为最终目的。由此可见清末官学的衰败之象。官学经多年发展体系完备，“但直至晚清，传统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体制严密、运作有序的官立公共教育系统。朝廷官府倡立的官学虽在一时间、一地域发展较快，甚至教学可观，但终多是半途而废，或有名无实。”
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学的发达仅限于特定地域与特定时期”。官学教育的衰败预示着旧式教育遭遇巨大的危机。
国子监与八旗官学
国子监始建于元朝，历经元、明、清三代，是其存在时期的最高学府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国子监兼具最高学府与教育行政管理的功能，其教育状况很大程度上代表当时官学的整体教育情况。清末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已日趋没落，学业废弛。学生多花钱入监，但徒具虚名，仅为科举进仕之阶梯。”
光绪三十二年（年），国子监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结束，其教育功能亦随之消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子监开始走下坡路，作为国子监主要教学与住宿区的南学只能勉强经营。至咸丰时期，更是每况愈下，肄业于国子监的学生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开始急剧下跌。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财政上内外交困，以放宽捐纳国子监官员及贡监生的限制来筹措军饷，造成南学教师学生质量严重下滑。”
面对这种颓败之势，清政府曾在同光时期大力整顿国子监，但是短暂的修补措施并未恢复国子监往日的元气，最终国子监被清末新政时期创立的学部取而代之。昔日风光无限的南学，亦在学部的奏请下于光绪三十二年（年）改为师范学堂，其部分旧日学生在学部的帮助下得到出路和安置。
清官学沿袭明旧制，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类。中央官学除国子监外，还包括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等。这些皆是教育皇族子弟、亲贵以外八旗子弟、觉罗子孙所独有的官学，它们非常重视经学教育，要求学生努力学习汉文化，为培养满族八旗人才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在清末的教育状况亦不容乐观。
以清末的八旗官学为例，清嘉庆、道光以后，八旗官学逐渐走向衰落，在咸丰、同治时期亦未有新的发展，持续废弛，光绪八年（年），政府“对八旗官学进行整顿，增设管理八旗官学大臣、八旗官学管学官，同时增加经费修葺校舍等，意在提振官学、固本稳政，然则收效甚微。”在国家整体社会环境、教育环境衰败的情况之下，局部的改革难以取得大的成效。八旗官学随后在清末改为八旗学堂。
地方官学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地方官学历经长期发展，到宋代已经初具规模。清代地方官学在继承元明两代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普及至府、州、县都设有儒学，并设立相应的学官。清代地方官学时断时续，“自嘉庆以后，月课渐渐不再按月举行”，到晚清时期，部分地区的官学形同虚设。“天下教官多昏耄，滥竽恋栈”。
清末师资问题可反映出当时地方官学的教育状况，地方学官的出身可影响地方官学的质量。晚清嘉庆道光之后，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大力开展捐纳制度，生员、监生若有军功在身者皆可改授教职。
咸丰同治年间，学官中生员和例贡的比例增长幅度最大，虽然不能判定他们皆为滥竽充数之人，“然其动机与品学大多较正途出身者为差，以致于影响教学成果，故大致而言，例贡或生员捐得教职比例的增多，当可视为清季地方儒学趋向败坏的原因之一。”除学官的出身之外，其任期之长短亦可对学校教育产生影响。
“同光时期学官任期在两年以下者超过半数，实是学校步向败坏之途的征象之一。”学官任期过短、频繁调动，不利于学校教学及教化的推行。十年育树，百年育人，设立学校的目的在于培育人才，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学官任期过短则可能导致教学成效不大。
清代官学的教育内容囿于八股制艺，配合科举考试而设立，学官大多思想僵化，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官学教育强调先德行后文艺，保持了传统教育重视德育的特征。
“学官本身即受这种注重德行、制艺或经史教育之人，又囿于缺乏生气的教学环境下，只得沿袭成规，再以此教育下一代。从这种教育方式与内容培养出来的人才，愈至清末，愈难有突破。”学官按照规定时间来考校生员，进行月课与季考。嘉庆道光以后，地方官学的考课有名无实。
生员取得身份认可后，便等待参加科举考试，不在学校读书，“只有在学官月课季考或督抚到任、学政按临学宫之时，才赴学参加考课或讲书，以免无故不到，而被学官戒饬。”清末的地方官学教育流于形式。
私塾与书院日趋保守
私塾在中国传统教育中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学教育系统逐渐形成并趋于完善，但官学在教育数量与稳定性等方面却远远逊色于私塾及书院，晚清时期这种现象尤为凸显。官学的发展与政治统一、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官学的发达仅限于特定地域与特定时期。”私塾与书院填补了官学的这一缺陷。
私塾的繁荣与保守
与官学相比，私塾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较小，在数量与地域范围上更为广泛。晚清私塾体现出既繁荣又保守的特征：私塾数量大且范围广，一般学童与士子真正读书受教的地方都是在私塾而非官学；私塾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与前朝无异，甚至沦为科举的预备场所。
种类繁多，数量巨大
“塾”是一种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私塾可以指代“塾”的一种，即私人在家设馆教书，也可以指代“塾”的通称，现代学者一般使用私塾作为通称的这一含义。
顾树森将清代私塾分为三类：教馆或坐馆、家塾或私塾、义学或义塾。郑起东将私塾分为四种：家塾、族塾、村塾、散馆。蒋纯焦将私塾概括为家塾、散馆、村塾、义塾、族塾五类。学界对私塾的分类存在多种说法，并不统一。
私塾除种类繁多之外，在数量上亦是巨大的。明清是私塾的鼎盛时期，私塾遍布全国各地。这些私塾的“设置因地制宜，体现了传统中国教育并不受大一统的政治影响力直接控制，呈自由存在状态。
民间大众因而具有较为充分的办学自主性、选择多样性。”这种办学的自主性与自由的空间，促使私塾在数量上快速发展，与官学相比占有绝对优势。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由于政府对私塾的改革进行得较晚，“这就使得私塾在新教育的发展中得到了保留和继续，甚至其教学活动都基本照旧。”私塾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在晚清时期基本上保持传统作风。
（1）教学内容
儿童进入私塾以后首先接受是识字教育，“其法，先以楷书写于一寸余的方纸上，每日教以识十字左右，日日反复温习，周而复始”。在儿童识字达到一定要求以后，“再教以读《三字经》、《千字文》或《百家姓》类的韵文书”，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私塾并非皆严格地按照这种顺序来进行教学，识字教育有时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书目的学习同时展开。
学生读书的次序一般“先从《大学》读起，次《中庸》，次《论语》、《孟子》。”这种读书次序也并非固定不变，张治中幼时在私塾的学习次序则是先难后易：“先从难的书读起，先从《诗经》，《书经》、《易经》读起，回过来再读‘四书’。”读书的次序虽然有所不同，但学习的范围跳不出四书五经。
科举被废止前，晚清私塾教育内容基本未有变化。当时四书五经读完之后或者在学习四书五经的同时兼读古文，“学童至此，便开始学习作文及八股，作为科举应试的预备。”
结语
总的来说，儿童在私塾大体上都是先识字，次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简易书目，随后进行四书五经的阅读、背诵，到达一定程度后进行八股文学习，并搭配相关的文学、历史类书目。从整体上说，私塾教育先易后难，兼习八股文写作，以便学习者日后参加科举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