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景芳易学思想述评之一
金景芳（.6.3-.5.1）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也是著名的易学家。他在易学领域起步早、探究深、涉猎广、著述丰、影响大，堪称泰斗级大师。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周易，研究周易，解释周易，先后撰著了《周易全解》和《周易讲座》《学易四种》（早年出版的《易通》基本被收入其中）《〈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等四部著作。其中，《周易全解》被翻印、重印40余版次，堪称迄今释读《易经》水平最高的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对易学研究健康发展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并为讲清楚《易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金先生的易学思想丰富而深邃。本人撷英阐论，并本着其推进易学健康发展的初心本愿，就其中的局限性加以剖析，阐述个人浅见。
一、易书“二蔽”的金玉之言
在《周易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一版次）《序言》中，金先生指出，“古往今来说《周易》之书，总有二蔽。一蔽于单纯地视《周易》为卜筮之书，而不承认《周易》里边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二蔽于只斤斤于一词一句的诠释，而无视《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中存在着完整的思想体系。”金先生很了不起，在这里他注意到了“二蔽”之下的“金玉”所在，堪称真知灼见。
金先生眼里的“金玉”，就是“周易里边有深邃的哲学思想”和“六十四卦的结构中存在着完整的思想体系。”
金先生所称的哲学思想和思想体系，其实就是清代思想家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自序》中所称因为“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易经》和周易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的“本意”。究其根本，由于《易经》卦象这种表现方式与卦辞各种表达方式的独特性，两千多年以来，《易经》乃至于《易传》所阐发、揭示的“易之本意”，确实晦暗不明，诚如明朝易家来知德所言“自孔子没而易亡已至今日矣。四圣之易如长夜者二千余年。其不可长叹也哉。”
金景芳、黄宗羲和来知德，虽然处于不同时代，但他们都注意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易之本意”被蒙蔽了。《易经》也好，周易也罢，虽然孔子等圣贤先后指出了诸如“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开物成务，弥纶天地之道”“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等功能作用或地位意义，但《易经》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内在规律，六十四卦各卦的义理到底是什么，从古到今，始终没有确切公认、定于一尊的判断或结论。
但是，金先生比黄宗羲和来知德更进一步，更上一层。因为，他注意到了“周易里边深邃的哲学思想”和“六十四卦的结构中存在着完整的思想体系。”
二、局限“金玉”现身的历史迷障
遗憾的是，金先生没有更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哲学思想和思想体系。他眼中的“金玉”，依旧处于迷信的浓雾和历史的迷障之中。
字雨田者通过深入研究认为，《易经》之中确实有深邃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主要是寓于卦爻之中的辩证法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变量变规律和肯定否定规律。因为，在笔者看来，八卦是（此处略去15字）基础概念。如金先生所言，《易经》六十四卦的结构中确存在着完整的思想体系。字雨田者认为，这种完整的思想体系，不仅存在于六十四卦的结构中，还存在于六十四卦的义理中。（此处略去字）此外，《易经》六十四卦还存在着自身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不是《序卦传》和《杂卦传》所表述的那种简单、机械的联系，而是既符合各卦卦德意旨、又符合各卦卦象机理，能够“得一而群毕”的科学、有机的布局。孔子注意到了这种规律性，认为它就是“得一而群毕”的“易道”，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要》篇对此有明确的记述。遗憾的是，孔子并没有全面揭示易道，仅仅以“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和“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这样两句话指出其重要性，给历史留下了一个金先生所说的“哥德巴赫猜想”。
金先生关于“周易里边有深邃的哲学思想”和“六十四卦的结构中存在着完整的思想体系”的认识和判断，酷似孔子关于易道的论断：都有所认识，但都没有深入阐发，没有完整地回答自己提出的课题。孔子认为“损益之道，不可不察也”，期待“能者由一求之”。金先生则在指出“《周易》这部书很古怪，他用筮与卦说明问题，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它有许多问题像谜一样不好理解。……据我看，它好像古代哲学领域的中国‘哥德巴赫猜想’，虽然难度不小，但是可以解决”的同时，充满信心地表示：“今天，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一定能够把《周易》这个‘哥特巴赫猜想’解开”。
可是，金先生虽有此白首之心，青云之志，并老当益壮，却没能做到挖井见水、登顶撷珠，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造成这个遗憾的原因，或者说局限“金玉”现身的历史迷障，字雨田者认为主要在于金景芳先生没能廓清易的本源、易与筮的区别与联系、《易经》的本质以及易、《易经》与周易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尽管他强调“要把周易研究明白，最重要的问题是端正对周易看法”并据此努力而为之。
首先，他没能说清楚本原之易。在易学领域，或者说在周易的思想学说体系当中，“易”是一个最为基本又颇为杂乱的概念，就客体客观性而言，至少有四个基本含义。一个是本原之易（此处略去字）；二是《易经》之易。金先生在阐述讲解过程中，分别使用了《易》《易经》《周易》和“蓍”“卦”等概念。关于《易经》这个概念，他是这样解释的：“《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包括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等几个方面”，“通常叫做《易经》的，即指这些内容而言。”“《易经》本是卜筮之书，但发展到《周易》已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易经》本来就有很丰富的思想，没有人给加以说明。孔子作《易传》，给说明了”。金先生关于《易经》定义，与史上易家易著公认的界定基本一致，但《易》《易经》《周易》这三个概念使用起来常常混淆不清。这主要是因为他对《易经》性质的认识判断有误。字雨田者认为，《易经》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而不是卜筮之书。它由卦名、卦辞和卦象三部分组成。卦象即金先生所称的卦画。卦辞包括彖辞、爻辞和象辞三部分。爻辞即金先生所称的爻题和爻辞的统称。象辞即秦汉以降易家所称之大象传，字雨田者认为其思想价值、理论地位和实践意义与《易经》是同等重要、别无二致，故将其归入《易经》。作出上述判断的基本理由，是《易经》以阴阳太极学说和八卦（此处略去16字）来观察解释世界，指导人们思辩（此处略去90字）。司马迁所言“易以道化”中的易，主要就是《易经》之易。三是周易之易。关于周易，史上也有两个内涵区别很大的指代。一个是《周礼·太卜》阐述的“三易之法”的周易，一种与连山、归藏同样以六十四卦卦象为基本工具进行占卜吉凶的占筮方法，也可称之为蓍筮术，有关方法原则《洪范》第七畴作了阐述。一个是史上易家易著普遍认同的包括《易经》《易传》和蓍筮术三个组成部分的周易，它既是一种思想学说体系，也杂糅着占筮术、蓍筮术这种迷信手段。这一点，字雨田者的判断与金先生“《周易》的内容，首先是筮，然后是卦，再就是辞，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通览《周易全解》和《周易讲座》，金先生没有考究本原之易，理由是“人们多相信伏羲氏画八卦是易学之始。其实，这种说法是不足据的。”他接受了刘瓛“卦之言画也”之说，虽然十分难得、极为可贵地得出“八卦代表世间万物的八种性质”，这“八种性质是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等正确结论，却没有按照逻辑学的原理继续探究下去，进一步阐明（此处略去43字）。相反，他坚持认为“《易》是卜筮之书，《周易》是由卜筮之书变来的。”“《易》本是卜筮之书，这一点不能否认。”认为，最初的卜筮“的确是地地道道的卜筮。然而，经过发展之后，由于发生了质变，于是有了哲学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此外，金先生也没有把易、《易经》和周易等概念清晰地区别开来，做到“絜静精微”，以便清晰论证，透彻阐述，深入解析，准确释读。
其次，他对《易经》的本质以及易的基本理念，认识不足判断有误。金先生认为“《易经》实际上是讲思想讲哲学的书”，他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若论讲思想讲哲学，易才是的的确确、名副其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这才是易的全部，其中既有唯物论，更有辩证法，特别是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精致地体现在从太极到八卦的三个步骤、三个过程当中。而《易经》则更进一步，是基于阴阳的思想学说、八卦的功能作用和易的运筹方法，通过定名系辞而确定的政治哲学元典、君道治道秘籍、修齐治平的智慧理念方略启示大全。它既有思想性，更具实践性。其实际功能作用，诚如孔子所言，“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孔子这里所言之易，主要是《易经》（当然也不排除蓍筮术）。金先生虽然注意到“这段话深刻简明，概括性极强”，“是孔子对《易经》的性质、内容、特点的总认识”，可他没有把这种认识判断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并把孔子杂糅其中的先天易、占筮易加以剔除。金先生另一个认识判断不足，体现在易的理念上。他否定了汉儒易有“变易、简易、不易”的“三易”说，认为易就是变易的意思。“易字怎么讲？……我看易就是变易。程《传》序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程氏这个讲法是对的。《易经》没有讲不易，总是讲变易。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变易。现在说变易，也就是规律。”显而易见，他没有接受《系辞传》的“易简论”。而通观《易经》，笔者认为，无论卦象推演明示还是卦辞提点暗示，都表明易有两重意义：变易和简易。前者是对乾方也就是领导者领导层领导集团正确决策的战略要求，后者是对坤方也就是执行者落实者被领导方面有效落实的效能要求。因此《系辞传》才有“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这样一段精辟论述，以及“易、简之善配至德”这样一种科学判断。
还有，他不认可《易经》存在“一字之理”，也就是反对“只斤斤于一词一句的诠释”。这是金先生治易过程中的自我设障。所谓“一字之理”，系字雨田者根据朱熹的一个说法提出的术语。据《朱子语类·易三·读易之法》记载，朱熹在回答弟子董铢关于“读《易》未能浃洽，何也？”这个问题时说：“此须是此心虚明宁静，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罗得许多义理。盖《易》不比《诗》《书》，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此不可不自勉也。”董铢是朱熹的高足，他问朱熹，为什么读易时对卦义的理解始终做不到通畅周延（浃洽）？针对这个问题，朱熹解释道，《易》不同于《诗经》和《尚书》，它说尽、包含着天下无尽的事理，其中的一个字、两个字，便是一堆深刻的道理。这就是所谓的“一字之理”。他还说，人必须经历天下许多事变，拥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这样读起《易》来，才能正确理解其中的道理和意义。只有内心清醒、胸怀广博，宁静而不浮躁，才能悟透卦象卦辞当中的义理，做到融会贯通，自洽互通。这就是所谓的“通篇浃洽”。金先生虽然反对“只斤斤于一词一句的诠释”，表示“坚决不取”朱熹的“‘卦变’之说和《周易》为卜筮之书以及相信河图、洛书等”，但是，因为卦象机理独特，卦辞古奥隐晦，卦名精义广博，阅读理解特别是阐释《易经》，还真得必须如朱熹所言，悟得“一字之理”，做到名义、象义和辞义“通篇浃洽”。
比如，“易”就不是祕书所说的“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而是“日勿为易”。（此处略去56字）“易”这个形意字才有主动变易、积极变化、变得容易简易等正向意义。因此，《易经》也被称为“变经”。
比如，“乾”也是个形意字，其本意是人们跪拜一轮正直中天、光芒四射的太阳。既中且正、飞龙在天的君主、领导者，不也如日中天，光芒四射？（此处略去字）
再比如，“遯”这个形意字，本为一头游移不定的肥猪。肥猪虽然卑微肮脏，但却是家庭和社会的财富，既不能让它们跑掉，但也不能把它们捆死，需要用“黄牛之革”这样牢固结实的纽带，把它们联系住，为我所用。（此处略去字）
《易经》中这种“一字之理”，几乎卦卦都有。但不管是“一字之理”还是“一卦之理”，乃至全卦之德之义，都是相互浃洽的。正确的解读，一定会形成逻辑自洽，一定要做到融会贯通。否则，就会讲不清楚，就是理解不正确。比如，许多易家都把《遯卦》之“遯”，误作逃遁之“遁”，解读为阳爻、君主要遁避小人。这与《遯卦》本义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真正的《遯卦》本义，强调的不是阳爻、君主的遁避（此处略去27字）。
综上，正确的读《易》之法，既要点睛，悟出“一字之理”，也要画龙，求得“通篇浃洽”。而金先生由于自我设障，解读各卦卦义“采取前人旧说较多”，“最重视王弼《周易略例》”，“多用《程传》之说”，没能实现应该可期的突破。诚如某位治易学者所言，“论证易辞所含之思想的体系性，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易辞作一词一句的诠释了，不可避免地要考证文字了，而金先生明确反对‘用文字考证的办法讲《易经》’则不免有失偏颇”，这也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
“要把《周易》研究明白，最重要的问题是端正对《周易》看法”，“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看待《周易》”，这是金先生的初心本愿。而驱除易学领域的“二蔽”“三蔽”乃至更多的蔽障，端正对周易的看法（字雨田者认为周易一词是不能随意加书名号的），金先生为后辈做出了积极探索，也留下了历史课题。这个历史课题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讲清楚《易经》这部中华文明元典，攻克“古代哲学领域的中国‘哥德巴赫猜想’”，形成定于一尊的正确阐释，进而开创《易经》学理化、时代化以及国际化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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